今年中央的《一号文件》聚焦在“三农”问题。从2004年开始，已经连续17年如此。每年媒体都会解读成：中国农业利好。但城市与乡村之间存在的隔阂，使得非从业者对此问题都是一知半解。
农业是门好生意吗？无利不起早的外资早已用17年的行动给出了回答。
入侵：大豆的战争
如果控制了粮食，你就控制了人类。
—— 亨利·艾尔弗雷德·基辛格
1999年，远赴北京谈判的美国人白羡芙（Charlene Barshefsky）躲进了女厕所，她兴奋地拨通克林顿的电话：“总统先生，世界上最艰难、最伟大的谈判结束了。”话音刚落，自给自足的中国农业便将开始瓦解。
大豆的口子先被撕开。谈判消息一经传出，国内大豆期货价格应声下跌，持续一周。但在东南沿海却兴建、扩建了无数的外资大豆压榨厂，都以进口大豆为主。一年后，大豆进口量从432万吨猛增到1045万吨。
因为当时小包装食用油开始推广，很快就形成了规模高达200亿元的大蛋糕，并且以每年25%的增速在繁荣扩大。全国一时间在各地区涌现出上了百家压榨企业，构成国企、民营、外资扎堆的局面。
但由于美国大豆有着转基因技术优势、政府的高昂补贴，其价格远低于国产，迫于成本压力，国内企业纷纷选择进口。
在中国加入WTO的协定里，对大豆做出了仅3%的低关税让步。这是个深思熟虑的选择，由于耕地有限和加速工业化，为保障三大主粮（水稻、小麦、玉米）的自给，只得牺牲不涉及国计民生的大豆。
2003年冬天，美国芝加哥迎来了中国的大豆采购团，气象员是这般形容此刻的天气：血淋淋的冷。当时国内大豆产区连年大旱，产量欠收，中国企业只能到国际上寻求“帮助”。并且政治意味颇为浓厚。
采购团由时任商务部副部长带队，12家大型企业做代表。他们此行目的是，用“买、买、买”安抚美国贸易保护主义。而在媒体的报道里，采购时间、地点、数量等“商业机密”已被美国大豆协会透露悄然透露。
这让华尔街的群狼嗅到了食物的气息。
谈判第三天，双方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（CBOT）激烈的唇枪舌战，焦点集中在大豆的定价上。但在只有一墙之隔的办公室里，基金经理却毫不在意谈判的结果，他抽着雪茄，一边大举建仓推高期货价格，一边对着电话夸大“中国买盘”的力量。
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只要中国企业还想开工，就必须在芝加哥买大豆。所以美国人咬死必须用大豆期货的价格作为定价。而早在8月，美国农业部就以干旱为由，调低了大豆预产量。各方面的因素导致大豆价格从每吨2300元涨至4400元。
媒体更是推波助澜，大肆宣称着大豆价格还要继续上涨。焦头烂额的中国企业急忙与美国签订合同，在4300元的高位买下250吨大豆，并且继续签了一份250吨的意向合同。消息传出时，芝加哥交易所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。
2004年4月，第一批大豆刚运至中国港口，外资全面入侵大豆行业的号角吹响了。
美国农业部发布报告说之前的预测有误，南美大豆丰收，直接导致国际大豆价格狂跌50%。这波诡云谲的大宗农业产品期货市场，显然不是刚走出国门的中国买家能玩的游戏，他们并未做套期保值。
而大豆的定价是期货价格+升贴水。简答来说，就是中国企业在最高点的时候支付货款，但又必须按跌下来的价格出售产品，每加工1吨大豆会亏损200元。这突如其来的灾难，让中国整个大豆行业都陷入了恐慌。
接下来事态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。这一时期，压榨企业老板跑得比江南皮革厂的老板还快，整个大豆行业几近被外资整合。到2006年，仍在开工的97家企业，外资独资或参股的有64家。对大豆的定价权自然拱手让出。
初出象牙塔的中国企业，如同幼童一般单纯，揣着大把的钞票，来到了站满流氓的大街上。而对他们最热情的美国大豆协会，其中国代表处更是向总部发文称：进军中国、整合大豆行业的时候到了。
这字里行间都写着两个字“吃人”。
升级：洋人与洋猪
黄州好猪肉，价贱如泥土
——苏轼
韩国KBS电视台曾重磅推出过纪录片：《超级中国》。韩国“央视”的这部纪录片一经播出，就引发了中、韩两国极大的热议，其收视率在韩国高达10%。但他在开头却说了一个阿根廷的故事。
阿根廷是世界上最大的牛肉输出国。作为“牛的天堂”潘帕斯草原，在最近20年，诸多牧场相继关门，放弃草业，开始用美国转基因技术种植大豆，占了64%土地。这种改变源于中
国需要大豆。
纪录片里准确的讲述了大豆的去处：端上了国人的饭桌，以猪肉的形式。大豆压榨成豆油后会得到副产品豆粕，它是饲料的主要来源之一。随着消费的升级，中国需要更多的猪，于是全世界就热情地帮中国人民种大豆。
大豆在中国决定了洋猪与土猪间的竞争成败。
工业化的传导使得大豆的产业链被迅速拉长，从食品，加工到食用油，提炼出的豆粕变成饲料，再到养殖。正是大豆产量变高，成本变低，导致了饲料来越来越便宜。从而决定了引进洋猪淘汰中华土猪。
饲料对猪的功能分为两种：活着和增肥。饲料不足时，首先保证“活着”，因而吃泔水、生得多、苟得住的土猪胜出；但工业化导致饲料充足时，“增肥”才是第一目的。所以吃同样的饲料，要增加“增肥”的产出，就必须减少猪“活着”的耗费。
此时，食量大长得快，6个月就能出栏，含有近60%的瘦肉率的洋猪胜出。洋猪与土猪竞争猪圈，饲料决定了竞争的准则。洋猪淘汰土猪，是饲料从少到多，从不足到充足所导致的必然结果。
这是一场猪的时间赛跑。
洋猪吃着更能催肥的饲料，把出栏记录从7个月，刷新到5个月，再冲刺4个月。而土猪却有着长达12个月的周期只能“望洋兴叹”。但当非洲猪瘟开始肆虐时，洋猪纷纷病倒，最猛烈的猪周期来临。耐病的土猪却成了“保护动物”。
在四川做回锅肉最适合的猪种——成华猪，已经濒临灭绝。中国“四大名猪”之一的金华猪，早在2006年就被农业部列入《国家级畜禽品种资源保护名录》，成为国家级重点保护的地方畜禽品种之一。
北京猪也颇为惨烈，当年为了尽快实现现代化，六环内不让养猪。开始大规模扑杀，后来在养猪专家的抗议下，才保住了80头。而中国土猪88个品种中，4个地方猪种已经灭绝，8种难寻踪迹，31个品种濒危。
饲料增加，使得以此为原料的猪肉产量急增，这不仅仅是单纯的价格下降需求量上升，而是包含了猪品种的巨大变革，是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。不只淘汰了土猪，还淘汰了散户养殖的农户。
养猪规模化成为趋势，让这门古老的技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工业链。
这条猪产业链上，外资只掌控住了一个环节——育种行业。而所引进的洋猪，大都是西方种猪与中国猪杂交的后代。《大不列颠百科全书》中这样记录道：现在欧洲的猪种，是当地的猪和中国猪种杂交而成。
英国前首相卡梅伦访华时，把向中国出口“猪精液”摆在了谈判桌上。
并存：生菜下的美国模式
他用一只鸡，改变了人们的饮食世界。
——对肯德基创始人的评价
随着工业化的进程，大豆产业链的拉长从侧面说明了一个问题，工业化是全方位的，包括农业。
早在1956年，两位智利学者到北京求见“Pei kang Chang”，接待人员听成了“背钢枪”，于是四处打听。几番波折后才搞明白，学者要找的人是华中工学院的基建主任张培刚，当时他正在忙着劝农民搬家迁坟。
领导一听外国友人找张培刚，便让双方在借来的办公室里见了面。张培刚这才知道，他早年写的博士论文《农业与工业化》被翻译成西班牙语，成了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，并引起国际学术界的轰动。
该论文就颠覆性的提出了：首次将工业化的概念拓展到包括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。
而农业工业化的背后，其实是食品工业的高度商业化。只有足够多的需求，才能倒逼生产力的发展。肯德基在中国的故事，就印证了这一现象。
1987年，中国的第一家肯德基在北京前门开业。当天飘着雪花，由公安到现场维持秩序。短短31年后，肯德基在中国的门店数量就达到了5910家，营收约57亿美元，平均每一家店年吸金96万美元。
按照肯德基是家快餐企业来看，这些数据无疑创造了一个奇迹，但他更像是一个大型生产工厂。
不少大学生都在肯德基兼职过，他们踏进门店的第一天，就会发现这里就是一个小型工厂，“标准”无时无刻都存在。从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到实物的制作，再到提供服务，一切都有一个既定的标准。
肯德基的原料限定在有限的几个供应商里，为他们提供自己所需的标准，保证了原料质量的稳定可控。食材处理就能使用统一标准的机械化设备，然后在中央厨房做成半成品，半成品运到店面，再经过简单处理就可售卖。
这样做保证了各个店的口味基本一样（而不因厨师厨艺而变化），还有减小了门店面积（省掉大后厨，每家门店几乎都处于繁华黄金地带），减少了人力（厨师、小工），上菜快（食物太小一致，节省了顾客挑选的时间）。
中国创业者马铁民就用生菜，打入了肯德基的生态链。
肯德基对生菜有着严格的品控，从形状、间距、重量、成熟度，都有精准的数据。生菜必须保证7成的成熟度，每一颗的重量要达400克以上，外观圆整，得像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，一刀下去，碎屑还要少，里边还得有明显的空隙。
2003年，这完全是个没人愿意干的苦差事，但市场还是有大量的需求，不止是肯德基。为拿下麦当劳的订单，马铁民专程到广东的麦当劳厂区，其采购员没让他说上几句话，便让他离开。之后他又前往北京，前后花了一年才拿下这笔订单。
当时全年的大批量生菜的供应，对麦当劳、肯德基来说一直是个大问题，他们不得不在整个中国进行收购。在马铁民突然冒出来，实现了生菜的全年供应后，麦当劳的总裁便笑着说：马铁民，铁定了是要做农民。
为实现生菜的全年供应，马铁民在全国不同维度，建立了12个生菜基地，按照工业供应链的思维，分成全年52个周，用52个批次、52种工艺进行大规模生产。自此中国每卖出两个汉堡，其中有一个必定使用他的生菜。
从大量订单到规模种植，然后再用标准形成品牌，最终解决滞销扩大市场份额，马铁民的故事并不只是简单农业造富。他为生存打入肯德基，从而形成全方面的进化能力，就是对美国农业工业化模式的最好借鉴：
从食品工业到农业工业，形成完整的产业链。
根基：希望在田野上
经长期调研，随着城市化进程，大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，为现代规模化农业打开了巨大想象空间。
——刘永好上书给中央的“万言书”
规模农业的前提是土地集约，但中国耕地资源争夺问题历来严重，不止要满足工业化，还被各个行业窥探着。
2008年，《大生》杂志曾对经济学家茅于轼做过电话采访。其原因是茅于轼的一个观点：国家设置的18亿亩耕地红线是房价上涨的重要原因。“如果因为耕地面积减少导致减产，粮食不够吃，怎么办”，采访者问道。
“可以买嘛”，茅于轼言简意赅的回答道。采访者听完后一时无语。因为当时已经出现全球性的粮食危机，灾害减产，加上部分生物柴油技术消耗粮食，造成粮食短缺。国际粮价直接上天，造成多个国家饥荒。
幸运的是，我们国家一直坚持耕地占补平衡政策。效果是惊人的，1999—2015年期间，建设占用耕地5928万亩，同期补充耕地6929万亩。是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重要举措。而最有效补充耕地的方式是：建梯田、改造盐碱地。
中国有着14亩的盐碱土地，1.4亩盐碱耕地，是造成土地荒漠化的重要因素。
1973年，北方大旱牵动着整个中国的心弦，作为主要的产粮基地，旱灾意味着粮食危机出现。而平原地区的耕地不断退化成盐碱地，更让危机加剧。抱病主持北方抗旱会议的周恩来总理强硬地作出指示，“一定要治理好北方盐碱地！”
然后，7位中国农业大学的教师冒着大雨，光脚挽上裤腿走进了北方盐碱地的腹地：河北曲周县王庄村。明朝时的县志上就记载，“曲邑北乡一带，咸碱浮卤，几成废壤，民间赋税无出或籍谋升斗”。
治理前，曲周县粮食最高总产3.47万吨，每年平均需要国家救济230多万斤返销粮。14年后，总产达6.76万吨，增长1倍。根据曲周经验，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黄淮海平原盐碱综合治理，并一举成为主要产粮区。
这些宏伟数据的背后，是一位院士早早的离去，和无数人的付出。
1998年，中国工程院院士辛德惠因心脏病复发，不幸逝世。生前，他在曲周工作20余年，一年工作300多天。因当地条件艰苦，不幸落下病根。最让他耿耿于怀的事情就是，莱布斯·布朗提出的“谁来养活中国”之问。
“谁来养活中国人，只有靠我们自己才能解决这个问题。”但辛德惠却在寻找答案的路上逝世了。
纪录片《田野上的大学》里，中国农业大学的研究生在曲周种植葡萄时，面对镜头这样说道：我是努力学习，从小城市考到大城市，然后来农村。辛德惠先生骨灰有一部分安就放在了曲周，镜头里的女孩或许是他学生的学生。
他们都来到了曲周，继续科研探索，用行动解读了“薪火相传”。
回到文章的开头，外资用17年的争夺告诉了我们农业是门好生意，但农业的希望一直在广阔的田野上。最有力农业改革莫过于全民重视，也在不断升级的教育。就像繁茂的大树，基础的肥料还是落叶归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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